如今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仍安然存身于科研大楼九楼，“怀念”二字从何说起？不错，这个图书馆还在那里，但已经不是原来那种情形，所谓“怀念”乃是“怀念”原来的那种“情形”，而不是“图书馆”这个“实物”。
那么，这个图书馆“原来”的“情形”又有什么值得怀念的？
我们这个研究所成立于1955年，当时属中国科学院管；随着研究所的成立，也就有了图书馆，这是科研单位的基本条件。我是1956年到哲学所来工作的，当时图书馆的规模很小。我看那时的西文书中有许多上面有张东荪先生图章，特别是一批“Loeb”古典丛书，全是张先生的。后来我们读希腊哲学的原文著作，一直靠这些书。
哲学所的图书馆和我从那里毕业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很不一样。就藏书量来说，当然要少得多，但因为它是专业图书馆，单位也不大，所以它显得很贴近我们。
读书人大多爱书，同时也就爱和他关系贴近的图书馆。这样，我们所的图书馆就成了我几十年来最熟悉、最关心的地方。
多年来，我们哲学所有相当一些研究人员，不但从我们图书馆借书，借杂志，而且主动替图书馆选书、购书，当然包括圈选中图进出口公司的图书目录。记得我到所不久，就和梁存秀兄一起到前辈学者傅铜先生家去挑书，那次收获不小，我自己还“假公济私”地买了两本喜欢的书。此后，我们图书馆还立了一条规矩：所里的研究人员可以替所图书馆在外面的书店挑选书籍，先存放书店，再由所图书馆人员去结帐。在这条政策下，我在逛中国书店时经常选了一些我自己买不起的外文旧书，让图书馆的同志去拿。应该说，那时的旧书店有许多有价值的书可供挑选，每次都会有收获。
经过大家长期的努力，哲学所的图书馆在我们的专业内，大概是国内藏书最丰的、最著名的了；再加上有一个时期经费尚算可以，我们订的西文专业杂志更是相当齐全，显得格外瞩目，引得北大的一些老师也从西郊来我们这里借阅西文哲学杂志，最常来的大概要数齐良骥老师了。
不仅中国的哲学工作者重视我们的图书馆。就连国外或境外的学者，凡来所访问、参观的，也无不称赞我们图书馆收藏之多，所订杂志之全。前几年台湾辅仁大学张振东、邬昆如教授来，在我们图书馆书库巡视良久，只听他们细声赞叹，连连说“他们有这”，“他们有那”。
我们哲学所的研究人员都以有这样一个图书馆而感到自豪，同时也感到幸运。因为这个图书馆与研究人员的亲密关系使得它的图书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一般图书馆要进书库是比较麻烦的。我刚到所时因私自让陈启伟入库被狠狠批评了一顿。后来与这个馆的关系熟了，入库查书就不是问题了。读书的人都能体会到，入库查书和查目录卡片以及现在的计算机索引其感觉和作用都是不一样的；还有那品类繁多的中外文杂志，常常是在随手翻阅之间就会发现意外的收获。
那时候因为我们图书馆的杂志丰富多采，所以不但有目标借阅的很多，浏览者更不乏其人。特别是每到聚会的日子，杂志阅览室里挤满了人，要找人，在这个地方八成能找到。我的兴趣很杂，翻阅杂志，是最有趣的事；后来事情多了起来，竟没有时间浏览每年的各类杂志，好几年曾为此而感到不安，发誓一定要补救过来，如今竟是“积重难返”了。
我们研究哲学的，其中也有各种分殊的学科，有的必须掌握大量的最新信息，阅读杂志是必不可少的；也有的学科侧重在理解，有时候一本古典著作要啃许多日子，而且还得翻来覆去地读。于是，反正有书可读，有问题可想，对于新的杂志，如果方便，很愿意浏览，如果不方便，只能往后放一放了，这是人之常情，读书人也难免。
如今这种方便是没有了，而代之以更集中、更科学的管理方法，“得”当然是主要的，“失”掉的过去那种方便当然是很小的，所以这才引起一种“怀念”，“怀念”那被更科学的、更集中的管理冲击掉了的一点点也许是个人习惯上的方便和亲密的感情。
现在我们哲学所的图书馆只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了。据说只是因为所的领导的抵制，我们书库的藏书才尚未被重新分配；但书还在，库已死，再也不进新书了。当然新书还是进的，只是统一由院的图书中心进，自然也就入了另库；新书陈列两个月后当然也可以外借。社科院管的学科很广，选书的事当然还得请各所的专家并热心的人来做，所以图书中心还成立了图书顾问，每年开一次会，以联络感情，沟通情况。不过总是机构大了，感觉上就离得远点，改变这种习惯也要有些时日，往往是，会开完了，顾问的工作也大体完了。
图书的集中管理当然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一是集中可以避免重复，节省经费，减少浪费，这是非常过硬的理由，有硬梆梆的统计数在那里，谁也不能否认；当然还有科学管理方面的理由，这是我们非专业人员要学习的。
经费的原因是最能让人明白的。万一经费再紧张，或者世界性书籍再涨价，说不定还要在更大的范围内集中使用图书资源，好在现在有计算机联网，解决起来不成问题。
读书人的确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应付各种情形。譬如在前二、三十年内，我们所图书馆被封闭了许多年，不许借书，因为那时我们的全部业务也都停止了，集中精力搞“运动”。要借专业书怎么办？于是只得改变习惯，上北京图书馆去借，幸好那时北图还开，允许一次借书量虽少，但聊胜于无。我做“前苏格拉底哲学”这个题目时，主要靠的是北图。后来“运动”渐渐搞不下去了，上下都很松劲，凭着我所图书馆“有史以来”的这点交情，图书馆人员冒着一点风险让我们这些人进库偷偷拿书回去读，那时相互讲义气，从未有把书“密”起来的事发生。图书馆被勒令搬过几次家，有些拉丁文的书丢拉在地上好多天，看着真让人“眼馋”，但还是送回了图书馆。
当然，现在的情形和那时候完全不同，而且是绝对相反的，因为现在是为了更科学地管理，更好、更合理地为科研服务；我只是想说明，我们科研人员是可以、也有能力适应各种管理方法的。只要是课题必需的而馆藏又有的，是一定要去借读的。
有时候人们感到，现在图书利用率大不如以前。这当然并不全是一个院、一个所的风气，它和整个的社会风气有关。尽管有关部门大力提倡读书，各报纸也大都有“读书”版，图书出版发行量迅速增加，但真正读书的，增加速度相对地慢得多。也许我们甚至要说，在一定的范围内，现在是写书的多于读书的。对于那些不读书而爱写书的人来说，书就是送到他面前，他也未必读；不过相信绝大多数的学者还是努力读书以后才写作的，至于读书多少就和自己的主动以及图书来源的方便有关。现在的管理方式当然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正因为如今这个更合理、更集中、更科学的办法大大强于过去那种小里小气的手工作坊办法，所以那种办法是一去不复返了。我想，所谓“怀念”，也就是对那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已不可再得的美好事物的回忆，所以甘冒“科研遗老”之讥，特作此文，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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